旅居拉丁美洲近兩年 Andrew經歷不同意外：好多嘢其實無咁嚴重

香港人移民到外地，過了一代又一代，還能保留身份認同嗎？還是應該入鄉隨俗，落地生根？在2022-24年間，曾到拉丁美洲旅居近兩年的黃梓燊(Andrew)，看到華人在古巴、秘魯等國留下的生活痕跡，認為只是隔了一代，已經足以讓身份認同流失，「『華區』都已經無人講中文了」。

大學讀中文系時，Andrew 到墨西哥做交換生，之後去過智利、阿根廷旅行。第一次離家超過大半年，已初嘗思鄉。當時他太長時間沒聽過廣東話，在阿根廷住所附近居然遇到一間廣東菜餐廳，「梅菜扣肉飯，加一罐芬達，侍應用正宗廣東話腔，問你：『喂要唔要冰呀？』」Andrew就流下了眼淚。

今次這趟長時間旅居，他也曾試過病榻驚醒，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會不會在路上死去，Andrew也想過不只一次，但「就算係死，都無遺憾」，因為至少對自己誠實，說想做的事，真的去做了。

▍ 古巴「聖關公」 秘魯白人斬叉燒

他在古巴時，遇到一個當地人搭訕，用西班文問他「係咪中國人呀？我都係喎」。這位姓洪的朋友，後來介紹Andrew認識了Santiago城的「中國協會」，原來是反清復明的「洪門」後人，門面還懸掛了孫中山、黃興、萬雲龍（投身革命的和尚）三幀人像照。

除了相片，協會也放了一個關公像，旁邊有周倉、關平。朋友稱呼關公為「San Fancón」，令Andrew好奇，San是指「聖」還是「三」（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三」）？後來看到獨立的關公像，仍是稱為San Fancón，就知道那是「聖」的意思，而且有段故事。

話說西班牙人殖民古巴時，帶來了大量非洲黑奴。但西班牙是天主教國家，不容許異國信仰，而非洲民族Yoruba人，就用天主教聖人的名號，對應本土的神明。當中國人到古巴做苦力，信仰同樣不被天主教接納，他們就仿照黑人的先行者。Santa Barbara對應的非洲神靈Chango「揸住兩把斧頭，火紅火綠劈友咁」，跟關公有幾分似，華人就將關公對應這位神明，群體的信仰便在這個「Santeria」的神譜中，找到安身的位置。

▍ 廣東話融入秘魯語言

古巴首都夏灣拿(Havana)有座戰爭紀念碑，以當地文字刻上「無一華人是叛徒，無一華人是逃兵」。Andrew指，華人移工曾參與古巴的獨立戰爭，押上生命的賭注，換來極高的社會地位。即使如此，現在的華區，已經無人講廣東話了，「中國協會」比起宗親會，更像老人院。

拉丁美洲的華人，多數是廣東人，廣東文化深入生活的程度，本地人都未必知道。當Andrew去到秘魯首都利馬(Lima)，不但唐餐「多過7仔」，竟然還看到有白人斬叉燒，「炒飯都簡單啲，但叉燒係好deep嘅廣東文化，要有爐，又要腌」。廣東話甚至進入了當地語言，例如以「Taypá」形容豐盛，其實來自「大把」，只有秘魯人明白的「Kión」，正是我們熟悉的「薑」。

華人過來美洲，多數是「賣豬仔」，社會階級比較低下，但 Andrew 認為，這反而令他們的文化相對保留得比較整全。譬如日本人，到美國是為了經商，下一代就完全融入了當地。

▍ 最孤獨係開心時無人分享

初代華人移民，只能籌算眼前的生計，無暇兼顧精神生活。而 Andrew 長期旅行，即使是踏實生活，短暫的人際關係總會提醒他「你不在家」。「每一日擘大眼，都係新地方、新文化」，遇見的人很可能一世人都不會再見。這種疏離讓 Andrew 「睇得好化」：憎一個人，不要緊，反正之後不會再見；但好喜歡一個人，相處一個星期便要走，也沒有辦法。

離開香港太久，Andrew 甚至經歷過時空的迷亂。有次走到亞馬遜森林的深處，他病到七彩，夜晚扎醒，發燒成身汗，還以為自己在船上，其實已經入森林兩個星期了。「起身嗰吓，唔知喺邊，我喺邊度，好恐怖㗎。」他在《南方以南》一書盤點旅行經歷時，提到有次服用薩滿的草藥後，迷幻的效果強烈，他一時以為，自己回到了尖沙咀亞士厘道。

錢被偷光、護照丟失、被狗咬傷、吊鹽水⋯⋯即使 Andrew 是喜歡解難的人，在不受控的地方解難，卻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這也讓他發現「好多嘢，其實無咁嚴重，無嘢係解決唔到」，總有解決方法，只是未必如你所願，就似一杯水倒瀉——水總要流，即使可能流入的是坑渠。

但他說，最孤獨的時刻，並不是不開心沒人傾訴，而是好開心時無人分享。譬如行完山三日，終於看到某片風景，是多麼開闊，若非同行，根本無法感知。經驗中的感悟，不是影相擺上whatsapp group可以分享的。

親身體驗，Andrew認為是不能取代的。即使別人試過、做過、食過、行過，你自己做一次，也依然不一樣，「如果唔係，其實你聽日就瓜得」，人生亦沒有樂趣可言。

文：Jon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