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樂祈：《高達：閃光之凱薩衛》——論人類與戰爭之複雜

「戰爭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一度始めたら戦争は止められない。）

——高達動畫導演暨小說家富野由悠季，二戰結束八十週年

「武器有點像毒品。」（Weapons are somewhat like drugs.）

——前美國空軍研究與發展部助理部長亞歷山大（Alexander H. Flax）

▍和平與正義，不能兩存？

高達（Gundam）電影《閃光之凱薩衛：瑟茜的魔女》（閃光のハサウェイ：キルケーの魔女）日前終於在香港上映。電影三部曲改編自富野由悠季（1941-）在1989至1990年出版的同名小說。富野先生成長於二戰結束後的日本，父親在戰時因想逃避兵役而到軍工廠工作。 他創作高達的理念十分清晰，就是反戰。話雖如此，《閃光之凱薩衛》並不是平鋪直敘述說和平主義的作品。相反，故事男主角凱薩衛是反地球聯邦政府的恐怖組織馬法提（マフティー、Mafty，意思為「正當的預言者之王」）之年輕領袖。凱薩衛會與同伴一同參與恐怖活動，是由於他們反對當時的聯邦政府以法律與軍力為輔，把地球上的窮人不斷驅趕至太空的殖民地，使地球成為一個只有權貴才可享受的地方。其中一個隸屬聯邦政府，專門在地球逮捕「非法」居民的半軍事組織叫「人類獵人」（マンハンター、Manhunter），單是聞其名就令人不寒而慄。那麼，這是否意味馬法提運用武力去對抗聯邦政府就代表正義呢？不然。所以故事有時會刻意描寫凱薩衛對自己的選擇有所迷惘和忐忑。可見，電影的鋪排呈現了人類社會的複雜，以及「暴力」與「正義」、「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真實張力。

美國神學家吉爾基（Langdon Gilkey, 1919-2004）回憶自己成長的歷程時說過，與他同年的年輕人很多都在一戰的精神創傷下成長，所以他們在1930年代認定任何戰爭都是無用的血腥事件。直至二戰的歐洲戰線在1939年秋天爆發，他才逐漸意識到和平與正義可以存在鮮明且實際的不可調和性。

縱觀近期的中東局勢，與較早之前美國對委內瑞拉展開「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以及未見終局的俄烏戰爭等，再細嚼富野先生在美蘇冷戰（cold war）尾聲時創作的《閃光之凱薩衛》，似乎提醒我們：對世事應保持深思熟慮的頭腦。然而，除了因為各勢力推動的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會影響輿論的走向，哪怕是民間智庫或組織、網絡意見領袖等，有時都無可避免會「立場行先」。本來錯綜複雜的世事，不知為何在一些人的分析中宛如撥雲見月，是非黑白一目了然。不過，真像是否大多都如此？

▍有所謂「正義戰爭」嗎？

話說回來，西方傳統素來有關於正義戰爭（just war）的討論，其中不少人會追溯至教父奧古斯丁。但援引「聖人」不代表甚麼。事實上，就算奧古斯丁關乎戰爭的闡釋乃回應羅馬帝國受外族侵擾的問題，他後來主張帝國應壓制活躍於北非的多納圖派（Donatism）信徒就頗有爭議。 更甚者，往後不少發起「神聖戰爭」者如十字軍東征就以他的言論作為所謂的神學基礎。奧古斯丁有他的限制，而後人當然亦有之。

及至現代，武器的殺傷力大增，涉及正義戰爭的神學討論就更不簡單。以研究基督教倫理聞名的英國聖公會神學家奧多諾萬（Oliver O’Donovan, 1945-）十分關注軍事實踐（military praxis）會否造成本來可以避免的傷害與痛苦的課題，但亦不得不承認絕對禁止某些武器在現實根本毫無說服力。就算退後一步，嘗試限制開放、生產、儲存、轉讓某些武器，基於法律及技術等層面的難題，他也體會要執行相關政策亦不容易。 這類想法未必討好，卻是我們需要細想的。

世事既是如此盤根錯節，《閃光之凱薩衛》透過凱薩衛與馬法提的抉擇勾勒出「即或以崇高之名行武之實，也會滋長新的仇恨和悲劇」、「就算目的正確，手段是否必然正當」等難題，正好告誡觀眾：在人人急於為世事立論之際，我們更應接受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和自己的限制，以致願意花時間沉澱所見所聞，再謙卑而謹慎分享自己的看法。富野先生這種既持有反戰、和平立場，又沒有天真把世事「複雜簡單化」的態度，誠然值得活在強調「觀點要簡易直接」、「立場應分明而不容中性」之氛圍下的人所學習。

（分題經編者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