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維生：從「說好香港故事」到「說好貧窮見證」
近日扶貧委員會發表《精準扶貧工作報告》，政府強調「精準扶貧」取得顯著成果。然而，閱讀整份報告後，令人最深刻的印象，卻不是它如何精準地處理貧窮，而是它如何迴避貧窮。報告發表後，社會反應冷淡，教會更若無其事。然而，這問題不單是公共政策問題，也是信仰問題，必須提出反思。
▍ 被取消的，不只是貧窮線
過去十多年，香港一直以家庭收入中位數 50%作為貧窮線。這是國際間廣泛採用的相對貧窮標準。雖然貧窮線並非完美，但至少讓社會知道有多少人生活於貧窮之中，也讓公眾能夠監察政府政策是否有效。然而，李家超政府上任後，宣佈不再採用貧窮線作為量度工具，同時亦不再重視原始的堅尼系數等反映收入分配的重要數據。問題是，取消量度工具，並不等於問題已經消失。
根據政府最後一份公佈的《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策介入前，全港貧窮人口高達 165 萬人，貧窮率達 23.6%。其後政府停止公佈相關數據，但民間機構根據統計處資料推算，香港貧窮人口依然長期維持在百萬以上。
另一方面，香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長期位居全球富裕地區前列。即使計入政策介入後的再分配效果，堅尼系數仍高達 0.473，遠高於不少區內、外城市，例如台北是 0.31，倫敦是 0.37。再看入息分佈，香港最低入息 10%住戶，只佔總入息的 1%，而最高入息的 10%，佔總入息超過 40%。
換言之，香港並非沒有貧窮問題，而且貧窮與不平等問題也十分嚴重。然而，這些統統都消失在《精準扶貧工作報告》中。然而取消貧窮線，並沒有取消貧窮；淡化數據，也不能淡化現實。
▍ 當貧窮被去社會化
「精準扶貧」最大的問題，並非提供服務本身，而是它如何理解貧窮。近年的扶貧論述，傾向把貧窮理解為個別家庭或個人面對的特殊困難。當焦點集中於受助個案、成功故事和服務成果時，貧窮背後的結構因素便逐漸退到幕後。這種轉變看似只是政策語言的改變，實際上卻反映了一種重要的政治取向：由過去討論如何減少貧窮，逐漸轉向如何管理貧窮。過去曾經出現的「滅貧」、「減貧」等目標，也被今天「扶貧」所取代。「滅貧」至少承認貧窮是一個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減貧」至少嘗試降低貧窮規模；但「扶貧」卻往往只關注如何幫助貧窮人士維持生活。
當貧窮被理解為需要被管理的現象，而不是需要被改變的現實時，貧窮問題便被逐步去社會化、去結構化。
▍ 聖經中的貧窮與公義
不用我在這裡多說，很多信徒都熟識聖經對貧窮問題的教導。例如阿摩司斥責那些踐踏窮人、壓迫弱小的人，並發出呼籲：「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 5:24）；以賽亞書第 58 章批判一種只重視宗教儀式、卻忽略社會公義的信仰。先知提醒以色列人，真正蒙上帝悅納的禁食，不是敬虔外表，而是解開欺壓人的軛，使受壓迫的人得自由。
耶穌更公開宣告自己的使命：「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 4:18-19）很多信徒可能都明白，聖經關心的不只是窮人的需要，也關心製造貧窮的不義制度。
▍ 教會為何較容易談憐憫，而較少談公義？
但我們或許還需要問一個較少被提出的問題：為甚麼教會較容易接受扶貧工作，卻較難接受對社會不公義的批判？教會一方面重視社關及個人見證，這些都是值得珍惜的信仰實踐。但當討論延伸至制度問題、公共政策和社會公義時，教會內部卻往往出現不安。不少信徒好憐憫，卻少談公義；願意服務窮人，卻未必願意追問為何會有貧窮問題；願意關心受苦者，卻較少挑戰製造苦難的制度條件。
這種現象是否與香港教會長期形成的「福音文化」相關？筆者不敢貿然批評，雖然過去十多年，不少教會的「社會醒覺」似乎有所增長，但福音的「個體化」：重視個人得救、靈命成長和家庭倫理似乎仍是主流；而社會關係和權力結構的更新，以及對不義制度的挑戰卻變成「不務正業」了。
▍ 對權威的尊重，是否取代了對公義的追求？
不久前，筆者應邀在一個教會團契分享信仰與公共參與的關係。分享中引用的經文，包括阿摩司書對公義的呼籲、以賽亞書對虛假敬虔的批判，以及耶穌對窮人的關懷。這些經文對大部份信徒而言並不陌生。然而，討論期間卻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不少弟兄姊妹認同信徒應該有憐憫心，也應該關心弱勢社群；但當討論進一步延伸至貧富懸殊、制度不公或政策改革時，部份人便認為這些並非教會的使命。甚至有人認為，即使社會存在巨大貧富差距，也未必代表不公義，因為人無權定義何謂公義。
討論結束前，一位年長弟兄問筆者：「你是不是牧師？有沒有受過神學訓練？」問題本身並無不妥，但也令人反思：我們究竟關心的是甚麼？是弱勢的社會位置？是制度的壓迫？是主耶穌的身教言教？還是講者的權威？
某程度上，這反映了香港部分教會文化的一個特徵：對權威的尊重有時甚至超過對公義的追問。當順服被理解為信仰美德時，批判性思考便容易被削弱；當權威成為判斷真理的重要依據時，對制度和權力的反思也可能變得困難。
然而，聖經中的先知並非權力的附和者，而是權力的提醒者；耶穌也從未因對方擁有地位或權柄而停止對公義的堅持。真正的順服，從來不是停止思考；真正的信仰，也不只是服從權威，而是願意讓上帝的公義挑戰一切既有秩序。
▍ 誰在標籤窮人？
某政府官員最近回應傳媒對「精準扶貧」的提問時表示，不希望透過貧窮線定義貧窮，是因為不想「標籤」窮人。這是丕理。真正造成污名化的，從來不是貧窮線本身，而是政府的扶貧論述：我們經常聽到長者被指「濫用」公共交通優惠，綜援「養懶人」、受助者「詐騙」，福利使用者「貪得無厭」、公屋居民「濫用」等論述。這些論述把窮人描繪成需要被監察、被懷疑和被規訓的對象。
相反，各種有利資產擁有者和投資者的制度安排，卻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真正造成污名的，不是貧窮的定義，而是社會對窮人的偏見。拒絕量度貧窮，不會減少污名，只會令貧窮問題更難被看見。
▍ 「說好貧窮見證」
特區政府要求社會「說好香港故事」。然而，真正的見證從來不是只講成功與繁榮，而是願意誠實面對受苦者的處境。因此，作為信徒群體，我們或許需要學習說好另一種故事，就是貧窮的故事。我們不是消費苦難，不是渲染悲情，而是讓那些被成功敘事遮蔽、被統計數字掩蓋、被主流社會忽略的人重新被看見。
當政府不再談論貧窮線時，教會更應談論貧窮；當社會不再談論不平等時，教會更應談論公義；當扶貧逐漸取代了改革貧窮的想像時，教會更應提醒社會：上帝關心的從來不只是窮人是否得到幫助，而是造成貧窮的不義結構是否被改變。或許，這是今天香港最需要被說好的貧窮見證。
（作者為浸會大學社工系退休教授及前系主任。圖一無家者相片取自香港社區組織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