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藤詩織看日本 #MeToo 香港可以參考什麼？

“This film is not about rape, it’s about what happened after, how we survive after.” 這說話出自正在本港上映的日本紀錄片《黑箱日記》的導演伊藤詩織，也是片中案件的受害人。涉及性暴力議題的電影多數以第三者視角拍攝，她卻罕見地以倖存者身份，把事件真相還原，以個人之力，推動日本性犯罪法律改革。關注性暴力議題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曹曉彤認為，目前香港與性罪行有關的法例並不足以保護受害人，突顯出法律改革的迫切需要。

▍以倖存者身份說故事

2015年4月3日事發時，伊藤還是一名實習記者，她與業界前輩、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記者」山口敬之約談工作期間，被下藥並帶到酒店迷姦。伊藤報案後，警方耗時2個月蒐證並發出拘捕令，卻在最後一刻被高層喊停。2017年5月29日，伊藤本於新聞工作者揭發真相的義務，舉行記者會公開自己的遭遇。

伊藤勇於打破沉默，卻惹來許多人惡意批評她的外表和穿著打扮，甚至有人在網路發表死亡威脅。當時伊藤對山口提出刑事訴訟，東京檢察廳以證據不足為由不起訴，她轉而提出民事訴訟，山口則反告她誹謗。從她被性侵的2015年開始到2022年民事法庭二審判決，歷經5年纏訟，伊藤最終贏得民事官司。

▍推動110年未曾改革的性犯罪法

2017年，日本正值強姦法修正案提交國會辯論，伊藤以倖存者身份召開記者會，成為日本首名公開具名指控職場上權勢性侵的女性，其他倖存者也相繼公開經歷。同年，日本參議院啟動修法，重新界定性侵的定義及控罪元素，罪名從「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罪」，男性同樣受保障。在此之前，日本性犯罪條文，從明治40年（1907年）訂立以來，歷經110年都不曾改變。

2019年，日本通過《勞動施策綜合推進法》，對於職權騷擾（power harassment）作明確定義：「利用上對下的優勢地位，超過業務範圍必要的言語或動作，做出傷害職場的事情」。至2023年，參議院再次對修訂性犯罪條文，明確強調「同意」（consent）在性行為中的重要性，並將性同意年齡由13歲提高至16歲，同時延長了性罪行的公訴時效。

▍港英性罪行條例69年不變

這場MeToo運動雖在日本發生，但性暴力事件從不囿於地域。香港的「#MeToo」源於跨欄運動員呂麗瑤於2017年公開被教練性侵經歷開始，再到潑不明液體案件，以至韓國的攝理教事件，也有香港人的身影。

與日本相比，香港主要的性罪行法例於1970年代訂立，但香港刑事法例至今卻仍沿用英格蘭《1956年性罪行法令》作為性罪行的藍本。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曹曉彤指出， 香港「強姦」的定義未涵蓋所有「插入式性侵」，僅限於陽具插入陰道的動作。受害者盡早驗傷及採證非常重要，然而多數人因創傷延遲報案，或因清洗身體導致證據滅失。她續指，受害人在報案後，每一次被反覆盤問，往往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 「要一個人重複又重複講佢最痛嘅一個點，我諗正常人好難做到呢件事，判唔到嘅機會係相當高，但偏偏就係單憑呢啲位去決定嗰個人有冇罪。」

曹曉彤認為除了在法例條文上的改革外，大眾在觀念上的轉變亦同樣相當重要，當受害者試著開口時，身邊人的反應常是能否繼續發聲的關鍵：「喺我地嗰啲唔民主嘅狀態上面，仍然令受害人覺得自己嘅聲音被聽見，營造安全環境鼓勵倖存者發聲，好好地接住佢哋（性侵倖存者）先。」

文：Kar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