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良：猶太人有甚麼罪？邦迪海灘恐襲對我們的提問

今年12月14日，時為光明節。在猶太傳統中，這是一個記念光明戰勝黑暗的節期。然而，那天澳洲邦迪海灘的海風，並沒有帶來節慶的歡樂，反而被突如其來的槍聲撕裂。兩名槍手向1000多名參與光明節活動的人群開火，15條無辜的生命倒下，40多人重傷，其中包括一位87歲的大屠殺倖存者，也包括一名年僅10歲的孩子。這不是遙遠的政治新聞，而是發生在人群之中、家庭之中、節期之中的人間悲劇。

其中一位傷者，是以色列人權律師、長期反對反猶太主義的倡議者Arsen Ostrovsky。當時他與家人一同參與節期活動，一顆子彈掠過他的頭部，造成大量出血。倒地之際，他用手機拍下一張滿臉鮮血的自拍照，傳給妻子，只寫下簡短的一句話：「愛你。」那一刻，他以為自己或許再也沒有機會說話了。這張照片其後在全球媒體與社群網絡流傳，震撼了許多人的心。然而，令我更感到沉重的，不只是槍聲本身，而是事件之後，我們所見到的冷淡與沉默——甚至在基督徒群體之中。這份沉默，迫使我不得不問一個並不新，卻仍然刺痛人心的問題：猶太人，究竟犯了甚麼罪？

如果我們誠實面對，答案其實令人不安。很多時候，他們的「罪」，只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他們不是抽象的政治符號，而是具體的人：父母、孩子、醫生、教師、藝術家、鄰舍。他們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養育家庭、服務社群，與你我並無二致。全球不過約一千六百萬人，但他們卻在歷史長河中，一再成為仇恨與暴力的承受者。不是因為他們做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是誰」。這一點，歷史已反覆證明，而今天的世界，仍未真正學會這個教訓。

作為一名牧者，我無法忽略聖經對此的提醒。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11章鄭重地發問：「神棄絕了祂的百姓嗎？」隨即給出明確而堅定的回答：「絕對沒有！」他更宣告：「神的恩賜和選召是不會撤回的。」這不是一句抽象的神學口號，而是對上帝信實的見證，也是一道呼喚教會謙卑的警號。這段經文迫使我們反思：我們是否曾在不自覺中，把以色列在神救恩計劃中的位置，簡化、忽略，甚至取代？這正牽涉到教會歷史中一個需要誠實面對的課題——所謂的「替代神學」（Replacement Theology / Supersessionism）。這種觀點認為，新約教會已完全取代以色列，猶太民族不再具有任何獨特的選民身份。

然而，保羅在同一章中，卻對外邦信徒發出嚴厲警告：「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該知道不是你托著根，而是根托著你。你會說，那些枝子被折下來是為了使我接上去。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戰戰兢兢。上帝既然不顧惜原來的枝子，豈會顧惜你？」（羅11:18-21）基督徒不要自高自大，外邦人如同「野橄欖枝」被接在聖根之上，若忘記根本，便有被折下的危險。這段警告提醒我們的，不是優越感，而是敬畏與節制。

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神學錯置，並非只是學術爭論。它曾在不同時代，為仇恨披上屬靈的外衣：十字軍東征途中，基督徒軍隊在萊茵蘭地區屠殺整個猶太社群；中世紀歐洲更廣泛流傳所謂的「血誹謗」，毫無證據地指控猶太人綁架並殺害基督徒兒童，取其血用於宗教儀式，這種說法不但完全違背事實，也與猶太律法嚴禁食血的教導正面衝突，卻一次又一次引發集體屠殺與財產掠奪；1492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基督信仰的名義下，下令猶太人必須改信基督教或在限期內離境，導致約二十萬人被迫流亡，而即使選擇改教的人，也因被視為「血統不純」而長期遭到審訊、監控與迫害。這些歷史不是用來定罪今天的人，而是提醒我們：當信仰被用來界定誰「配得活著」，仇恨就會變成制度，而暴力也因此被視為正當。

近年的現實進一步提醒我們，反猶主義並未隨歷史結束，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現。單是2025年，多宗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事件接連發生：美國有槍手於布朗大學一名猶太教授的課堂中發動槍擊、麻省理工學院一名猶太物理學家在家中被殺、紐約地鐵內正統猶太人遭毆打、加州一個猶太家庭的家，因光明節裝飾而遭人連開二十槍，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光明節音樂會更被暴徒包圍。光明節——一個本應紀念光戰勝黑暗的節期——在不同城市，竟一再成為恐懼與流血的場景。

更令人不安的，並非只有暴力本身，而是暴力背後的敘事環境。邦迪海灘事件中，Ostrovsky 滿臉鮮血的自拍照，竟迅速引發大量陰謀論與 AI 造假圖片，聲稱這是一場「危機演員」(crisis actors)或「假旗行動」（false flag operation）。事實被否定，受害者被去人化，仇恨因此被合理化。Ostrovsky在其後接受澳洲媒體訪問時，特別呼籲社交平台必須對仇恨言論與虛假資訊承擔更大責任，並指出一個我們不願面對的現實：網絡上被放任的仇恨，終究會在現實世界中轉化為暴力。當連事實本身都因仇猶而被否認，我們所面對的，已不只是意見分歧，而是道德與人性的崩塌。

正因如此，當有人在這些悲劇面前立刻反問：「那加沙呢？那以色列政府的行為呢？」我們需要停下來，辨別這是否已跨越了道德的界線。對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難表示同情，本身並不是錯誤；批評任何政府的政策，也屬於公共討論的一部份。然而，當一個孩子、一位老人、一群無辜的人被殺害時，若我們立刻要求他們先為某個政府、某套政策負責，那麼我們已經悄悄把人變成了工具，把生命變成了立場。這正是仇恨最常見、也最危險的起點。歷史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仇恨往往不是從惡意開始，而是從恐懼、憤怒、無力感，以及被簡化的敘事開始。當世界變得複雜，人心便渴望一個可以指責的對象，而猶太人，常常被推上這個位置。

這種雙重標準，在2025年那個被稱為「和平」的秋天顯得尤為荒謬。當特朗普政府強勢介入，促成以色列與哈瑪斯簽署和平協議，全球媒體都在慶祝人質獲釋與停火的「外交勝利」時，加沙街頭卻上演了駭人的一幕：哈瑪斯在釋放以色列人質的轉身之際，竟公開槍決了三十多名被指控「通敵」的巴勒斯坦同胞。那八名蒙眼跪地、在歡呼聲中被處決男子的畫面，本應震驚世界。

然而，西方主流媒體對此輕描淡寫，甚至為了維護「和平協議」的政治氣氛而選擇視而不見；那些平日高舉「支持加沙人民」旗幟的聲音，對此更是保持了令人費解的緘默。這是何等深沉的悲哀？若是真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面對哈瑪斯這種在「和平」掩護下、未經審判殘害自己同胞的暴行，豈不應比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發出更嚴厲的責備嗎？這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對於哈瑪斯而言，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同樣只是籌碼，而世界的沉默，則是他們暴行的共犯。

在這樣的時代，沉默從來不是中立，而是一種讓仇恨得以繼續蔓延的空間。因此，作為信仰群體，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表態，而是悔改與實際行動。教會需要溫柔而清楚地教導：猶太人仍是上帝所揀選的民族，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鄰舍；需要在講壇與教育中揭露反猶的常見謊言——關於「雙重忠誠」、「金錢陰謀」、「操控媒體」的刻板印象——並指出這些敘事如何一次次導向暴力；需要建立真實的關係，走進猶太社群，聆聽彼此的故事，學習同哭同行；也需要誠實承認教會歷史中的傷痕，因為真正的和好，始於記憶、悔改與轉向。

邦迪海灘倒下的15位受害者，沒有罪。他們的「罪」，只是在一個充滿仇恨的世界裡，作為猶太人活著。主耶穌自己就是猶太人，祂站在受傷的人一邊，為被排擠的人而哭。若我們自稱跟隨祂，就不能在仇恨面前保持距離。願這場悲劇不只是新聞，而成為喚醒良心的時刻，使我們不再錯過伸出援手的機會，而是成為真正的和平之子。阿們。

（劉建良牧師為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