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錦圖：寫在新任天主教教宗當選之前
隨著教宗方濟各88歲高齡辭世並於上月（26日）安葬後，由樞機主教團於梵蒂岡舉行「秘密會議」（conclave），選出新一任教宗。樞機主教需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方能當選，新教宗接受後即為天主教會最高領袖。在教廷選舉結果公佈之前，我想回顧天主教會的近代發展趨勢，以致推測未來。誠然，以下僅是猜想之言，沒有實據（某些說話也不能在社交媒體暢言，大家自行推想吧）。
許多新教徒對於天主教會的理解，停留在馬丁路德留下的印象。事實上，天主教會在五百年來至少經歷了兩次重大變動。
第一次是路德時代之後的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1545–1563），這是天主教對宗教改革的回應，其中有兩大重要影響。一方面，它修正了在中世紀時代天主教的腐敗，雖然有許多改變不能一蹴而就，但中世紀的離譜狀況，逐漸成為過去。另一方面，這次會議澄清教義，如信仰與行為、聖經與傳統的權威，並推動教會改革，如整頓神職、加強教區教育。會議鞏固天主教立場，開啟反宗教改革運動。其中如耶穌會等修會積極向外擴展，讓天主教會成為世界性的宗教組織。在同一時間，歐洲新教教會陷於戰爭和沒完沒了的教義爭論（尤其是預定論），直至18世紀才開始向外宣教運動，比天主教會遲了兩個世紀。
天主教會在19世紀的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於1869年12月8日召開，是天特會議歷史趨勢的頂峰。1870年7月18日，會議通過並宣告「教宗無誤」教義，指出教宗在涉及信仰與道德的教導上，若以宗座身份發表最終決定，則在聖神保守下不會錯誤。然而，這次會議因法軍撤離羅馬而中止。1870年9月，意大利王國軍隊攻入羅馬，結束教宗的統治。教宗庇護九世拒絕承認新政權，自稱為「梵蒂岡的囚徒」，從此開始所謂的「囚禁時期」，直到1929年《拉特朗條約》解決教廷與意大利的爭端。此條約由教廷與意大利政府達成，教宗庇護十一世與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簽約，正式承認梵蒂岡城為主權獨立國。梵蒂岡自此成為天主教教廷的中心，具有政治與宗教雙重地位。
天主教教廷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控制下，在二戰期間動彈不得，直至戰爭結束。由於20世紀中葉全球經歷極大的政治變動，天主教會在神學與教制上也有重大改變，於是在1960年代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1965）中，產生了對普世深遠影響的決策，也扭轉了天主教會自16世紀天特會議以來的趨勢。我認為，這是近代天主教會經歷的第二次大變動。
關於這次會議的經過和決定，足以撰寫多部著作，但其中推動教會現代化與對話精神，強調教會是「天主子民」、平信徒的重要性，推動禮儀改革（如使用當地語言舉行彌撒，而不是拉丁語），並促進與其他基督宗派及宗教的關係。這些決策都標誌著天主教會從封閉轉向開放，強化福音傳播與時代對話的使命。
自梵二以來，天主教會歷經多位教宗，他們各有貢獻，深刻影響教會與世界：
(1) 保祿六世（1963–1978）：繼續並完成梵二會議的進程，推動禮儀改革與教會現代化。他強調教會與現代世界的對話，並在1965年與東正教會共同撤銷1054年大分裂的互相絕罰，為基督徒合一邁出一步。
(2) 若望保祿一世（1978）：任期僅33天，雖短暫，卻以其親民風格留下溫和形象。
(3) 若望保祿二世（1978–2005）：為首位非意大利籍教宗（波蘭人），其全球性的牧靈訪問、支持人權與自由、促使在東歐地區政權瓦解，對20世紀末政治變革產生重大影響。他強調信仰與理性的結合，並推動跨宗教對話。
(4) 本篤十六世（2005–2013）：德裔教宗，學者型領袖，重視教義純正，強調真理與信仰的理性基礎。他也是六百年來首位主動退位的教宗，為教會帶來制度性轉變。
(5) 方濟各（2013–2025）：為歷史上首位來自拉丁美洲的教宗，以簡樸風格與社會關懷著稱，強調慈悲、關懷貧弱者、生態保護及教會改革，持續引導教會走向更具包容與服務精神的方向。
以上五位教宗，除了若望保祿一世在任時間太短之外，其他都是在影響歷史。對於教宗方濟各的政策，可能產生不同的評價，但不能否認近代天主教會在他的領導下，正在重建活力。
在21世紀，全球天主教人口總體上是上升的，雖然增長情況在不同地區差異明顯。在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天主教人口持續增長，尤其在非洲，信徒人數成長速度最快，教會活力也相對強。相反地，在歐洲與北美，天主教信徒比例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教會參與度與聖召人數減少，反映出世俗化的影響。
根據梵蒂岡統計，儘管部分地區信徒流失，全球天主教總人數已超過13億人，佔全世界人口約17%，呈現整體緩步上升的趨勢。相對之下，全球基督新教人口，整體增長是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約11.7億人。
儘管在神學或信仰上，基督新教存在許多活力，但在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上，卻不及擁有龐大組織的天主教會。這主要是因為天主教會擁有集中而統一的制度架構，由教宗領導的全球教廷系統使其能在國際事務中發聲並發揮穩定影響力。基督新教則由眾多宗派構成，缺乏共同的領導與決策中心，雖在地方層面具有靈活性與創造力，但在面對全球議題時較難形成一致立場。此外，天主教會長期深耕教育、醫療與慈善事業，建立了與各國政府及社會機構緊密的聯繫，使其在全球政策、人道救援及道德議題上更具發言權與代表性。
由於天主教教宗對於全球發展策略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他不僅是在羅馬市內面積約為44公頃的梵蒂岡領導人，也是許多天主教徒和認同其理念者的精神領袖，故此繼任者的取態，必然影響深遠。
當然，我沒有先知的能力推斷誰會當選（雖然坊間已有不同推測），但我猜想，下一任教宗將會是有強大影響力的精神領袖。歷史上，任何權力架構若是腐敗，領導人必定一代比一代差；相反地，若是擁有活力，通常會一代比一代好。近半世紀天主教會的情況，屬於後者。天主教會雖然歷經世俗化與信仰危機的挑戰，卻仍展現出組織內部的調整能力與屬靈領袖的持續出現。
作為基督新教徒，我在神學和信仰上保留著對天主教許多地方的不能認同，卻不能忽視這些轉變所帶來的啟發。從保祿六世到方濟各，歷任教宗都在其處境中努力尋求福音的見證方式，不論是藉著教義的澄清、倫理的反思，或是社會關懷的實踐。作為新教信徒，我們雖持守不同的神學立場，但也應省思：我們是否同樣在傳承中保持屬靈的活力？是否在分散中仍能見證合一的見證？在歷史的大變動時代，可能是促使我們更深思「教會如何在現代世界中作鹽作光」的重要契機。
（原載於作者Facebook）